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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两句话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这三篇竹书的共同主题。

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学者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没有真正的信仰，要么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么恍炫虚空，没有着落，都不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儒【9】。又有驳杂无旨，徒供文辞者为文儒，扬子云为之魁，始昌言衷于一圣而其学不深。

体制的维持、名教的拥护，这是二者一致高唱的大理想。这个伪字，刘咸炘下得很重。这与其说是刘咸炘对原始儒家、道家高深旨趣的一种深刻的观点，还不如说，是刘咸炘面对世界的发展大势，依托于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对世界文化的一种回应。对统治者来说，标榜的是一套，而实际执行的却是另外一套。【11】这段文字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它不仅指出了朱陆之争、朱王之争的政治背景，而且也进而指出了它们的学术本质。

中唐至北宋诸人，所见不出荀、扬范围，尤与扬近，而枵弥甚，是可谓之夸儒。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五四运动时期由刘咸炘再次提出来，意味深长。在朱子哲学中，虽然宇宙间并没有一个造物主，天地也不是人格神，但这种充满生意的宇宙，借用康德的术语，本身就展现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41]，而这种合目的性具体表现就在于，自然之生意即是天地对万物的仁爱。

[24] 周敦颐：《太极图说》，《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页。[35] 杨儒宾：《理学的仁说》，《从五经到新五经》，第165页。不难看到，理学家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是来自佛学的强大的理论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儒家自身在理论层面的孱弱无力。譬如谷种，蒸杀则不能生也。

由于儒者们不能彰明自家之义理，也自然导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所以二程才感慨：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

后者则属于人文世界，是价值性存在。而朱子则说得更为明确：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30]。对朱子而言，正是因为作为五行之气的木金火水土内在地具有仁义礼智信之理，因此，由气化而生的每一个存在者也自然内在地具有仁义礼智信之性。[29] 朱熹《语类》卷4，《全书》第14册，第192页。

作为理学思潮先驱者的李翱曾经感慨到：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42]这样一种自然界的生意或仁，当其具身化到具体的人身上时，也同样表现出一种温和柔软的倾向。而最为自觉地以生释仁的正是朱子。换言之，性与天道成为宋代理学的核心问题，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而从后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周敦颐、张载等理学先驱那里，性与天道的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核心课题。换言之，气与理之间关系实质上即是阴阳五行与健顺五常之间的关系，更为具体地说，是作为五行的水火木金土与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之间的关系。

后一个问题所涉及的则是人性之善的问题。人伦世界中的爱与孝实际上是人身上的温和柔软的自然属性的自然展现，因此，这种温和柔软的自然属性，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功能。

如所周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在后孔子时代，孟子、告子、荀子，乃至扬雄、韩愈等人虽然提出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三品等观点，然而，在伊川看来：虽荀、扬亦不知性。明道即言：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37]，伊川亦言心如谷种，其生之性，乃仁也 [38]。以至当辞逊而失其辞逊，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无那活底意思。按照朱子的解释：五行，谓水、火、木、金、土耳。[26]程颐的这一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仁义礼智信是作为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之性或理，但这一内涵实际上是不言自明的。[37]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1，《二程集》上，第120页。

[43]在类似的意义上，在注释《论语》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时，朱子引用了《礼记·祭义》中的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44]。在朱子看来，人之所以能够在遇到孺子入井等情境时，产生恻隐、羞恶等道德情感，正是因为人先天地禀有作为天地生意的仁义礼智信之性：仁义礼智都只是个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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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朱熹：《语类》卷95，《全书》第17册，第3179-3180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程颐提出了性即理这一命题，朱子又进一步对它做了阐释。

[⑧] 见朱熹：《语类》卷124，《全书》第18册，第3882页[⑨] 朱熹：《孟子或问》，《全书》第6册，第938页。由此可见，对朱子而言，正是由于人先天地具有仁义礼智信之性这种感通能力，因此，在见到孺子入井等相应的情境时，就自然而言地会流露出恻隐等道德情感。[21]这段引文可以看作是朱子对佛教思想的集中回应：如果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涉及到万物的生成，从而是对以心为法的万物生成观的回应。对于朱子而言，不仅人类的生命存在是自然气化的产物，而且人性本质上也是自然生意的展现。

朱子的学生就曾经明确地概括说，朱子是以‘生字说仁 [39]。实际上，如前文所引，朱子已经明确使用了性学这一概念。

而这种道德情感则可以引导人去采取进一步的道德行动。而既然仁者，爱之理的实质内涵在于仁是人内在的感通能力，那么相应地义礼智之性的实质内涵也都是人内在的感通能力。

以生或生意解仁构成了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正如高振农所指出的：所谓‘真如缘起，是指一切诸法都是从真如派生出来的，是因为真如不守自性，忽然念起……从而生起生灭变化的森罗万象。

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实质上所说的即是人性及其天道根源，也就是性与天道的问题。性即理包含两层内涵：一、性何以即理？按照朱子的理解，人性以仁义礼智信为具体内容，而五常之性的实质内涵乃是五行之气的理，在气化生物的过程中，气之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内化为人与万物之性。从伊川的上述论述也可以看到，他对知性、明性、言性，即性与天道这一课题的重视。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宋代理学的主流传统中，性与天道这一课题成为核心课题呢？朱子曾经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曰：然则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详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尽者，周、程、张子又详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学不明，异端竞起，时变事异，不得不然也。

[26]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8，《二程集》上，第577页。[45] 朱熹：《语类》卷95，《全书》第17册，第3180页。

[19]事实上，真如缘起理论包含两层核心内容：一是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起信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真如本心幻化而生。[⑨]朱子也很清楚，儒家学者不喜欢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因此周、张、二程，包括他自己在内，对性与天道详细探讨是不得不然。

故仁、义、礼、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也 [28]。因此，朱子说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29]，换言之，人性具有实在性，而非如佛教所言是性空的。